提要：十月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阐释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资源。大革命时期，由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传上的无力，中国共产党借助对十月革命的纪念，运用列宁主义的革命观，从十月革命经验、世界革命的背景、民族解放的革命任务和联合苏俄的革命策略等方面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国民革命”的内涵，使“国民革命”的话语体系深深烙上了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烙印，对“国民革命”话语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十月革命；纪念；国民革命；话语；建构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8.04.009
作者简介：金涛，男，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广东珠海 519088）
关于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话语的影响以及国民革命话语的演变各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十月革命纪念来影响国民革命话语的建构的相关研究，则比较缺乏。【关于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的主要研究有：陈金龙：《十月革命与毛泽东革命话语的建构》，《现代哲学》2012年第3期；刘淋淋：《十月革命与早期中国革命话语的建构》，《苏区研究》2018年第1期。关于国民革命话语的建构和演变主要研究有：李翔：《“国民革命”概念演变考论——以1897-1927年为中心》，《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姚曙光：《论国民革命思想在农民运动中的流变》，《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陈海忠：《国民革命的话语与实践——东征前后的潮梅社会（1925-1927）》，《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国民革命”是大革命时期最为流行的革命话语。通过“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发现，与“国民革命”有关的期刊文章有6000多条，且大多集中于1924年到1927年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是1906年孙中山等起草的中国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中最早提出的。宣言认为时人所进行的革命与前人有很大差别，不仅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且“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所以“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军政府宣言》（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强调国体民生的变革，区别于前人的“英雄革命”。同年，汪精卫在《民报》上发表的《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一文，开始运用国民革命揭露清末立宪实是在谋中央集权之实，呼吁必须首先进行种族革命，推翻满族少数人对汉族多数人的统治。【精卫：《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8日），第33-54页】此处的“国民革命”和当时的“民族革命”相似。1917年《协和报》上刊载的苍公《论国民革命与官僚革命》一文，认为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和护国战争皆可“言谓之吊民伐罪，谓之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大抵因不堪政府之专制，官吏之聚敛，义愤填胸，始不得不铤而走险以求自由之幸福。”【苍公：《论国民革命与官僚革命》，《协和报》第7卷第30期（1917年6月9日），第2-3页】这里的“国民革命”更接近“民主革命”之意。
1920年代，在国民党“联俄联共”的背景下，“国民革命”的含义发生变化。1922年3月，共产国际的电报就主张中国实行国民革命。1923年1月，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的决议提纲中明确提出了“国民革命”是中国的中心任务。【黄一兵等：《大决策——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探踪》，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1922年9月13日，《向导》刊登了蔡和森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也曾提到了“国民革命运动”。9月20日，陈独秀在《向导》第2期发表的《造国论》一文中，用“国民革命”取代“民主革命”的口号，认为中国还处于政治战争的“造国”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机并未成熟，只有两个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主张“以真正国民军，创造真正民国。”【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第1-2页】后来，他在《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一文做了解释，认为由于中国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中国不可能出现像18世纪欧洲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因而才在《造国论》中用“国民革命”代替“民主革命”。此口号由于适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后被国民党所采用而成为全国普遍的口号。【独秀：《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第128期（1925年9月7日），第7-10页】
国共两党合作，作为国共两党的组织宣言提出“国民革命”这一口号，分别是在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上。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上第一次提出“国民革命”。《宣言》提出：“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加入世界革命的行列，进而“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6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满洲政府既无力以御外侮，而钤制家奴之政策，且行之益厉，适足以侧媚列强。”因此国民党把国民革命和实行三民主义作为中国唯一出路。由于贫困农夫和劳苦工人“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所以国民革命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即必须联合工农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民国日报特刊》（1924年4月2日），第1-6页】国民党一大期间，苏俄顾问鲍罗廷以俄共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为蓝本，参与起草大会通过的两个关键性文件——国民党新党章和大会宣言。因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话语深受苏俄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本文所关注的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对十月革命纪念，利用十月革命的历史资源，来阐释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革命任务、内在动力和世界革命资源，来丰富和发展国民革命的话语。通过对大革命时期十月革命纪念文章的梳理，笔者发现当时对十月革命的纪念文章都密切地联系到中国国民革命的实际，主要从十月革命经验、世界革命的背景、民族解放的革命任务和联合苏俄的革命策略等方面来阐释国民革命，丰富和发展“国民革命”的话语。
一、介绍十月革命的成绩和经验为国民革命提供借鉴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成功之母，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导师。”【余世沛：《苏联革命成功九周年纪念日感想》，《黄埔潮》第15期（1926年11月7日），第12-13页】纪念十月革命，介绍十月革命的背景经过及革命后苏俄建设的成绩是重要的内容。李大钊在早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文章，就已陆续介绍了十月革命的历史经过。
1922年《晨报副刊》“俄国革命纪念”专号上刊登的李骏的文章，详细地介绍了十月革命的历史背景，即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社会的黑暗，影响十月革命的劳工阶级、农人阶级和智识阶级，以及俄罗斯的独裁统治。同时介绍了十月革命过程及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的各项建设工作。【李骏：《俄罗斯十月革命》，《晨报副刊》1922年11月7日，第1-3版】1925年，陈独秀在谈到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时总结了十月革命的内容，认为十月革命的内容包括：城市工人打倒资产阶级而得了自由；乡村农民打倒地主阶级而得了自由；俄国境内的小民族打倒俄皇及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得了自由；全俄人民脱离西欧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得了自由。其中“前二者是阶级运动，后二者是民族运动。”【独秀：《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第3-4页】
十月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张伯简在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在一战中的历史背景和当时欧洲各国的情况后，认为十月革命对于世界革命而言，还没有成功，帝国主义对十月革命存包围之势，十月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开始。【伯简：《十月革命──世界革命之第一步》，《民国日报·觉悟》第11卷第7期（1924年11月7日），第6-7页】郑超麟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对无产阶级、殖民地意义重大，并说明十月革命产生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冲突、帝国主义间冲突、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冲突。【超麟：《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第5-8页】
1926年《黄浦潮》“最近宣传大纲”前三条就分别列出了要注意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十月革命历史和十月革命的成功。游步瀛也在该刊上谈了十月革命的意义，余世沛则介绍了十月革命的经过和十月革命后苏联政治经济教育的完善，及其对弱小民族的影响。
除了对十月革命的历史背景、经过和历史意义的探讨之外，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建设成绩也是重点介绍的内容。武止戈介绍了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的六年中，扫平内乱、战胜帝国主义、发展工业、组建苏维埃，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武止戈：《俄罗斯革命六周年纪念》，《晨报副刊》1923年11月8日，第1版】彭述之介绍了苏俄之经济政治现状与资本主义世界，“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的经济系统从此破坏而不可收拾，资产阶级的政治从此堕入五里云雾中而莫知所向。世界革命的潮流从此日涌日高。”从而引申出世界革命之前途，“从十月革命里涌现出来的苏俄，专门准备着撕毁帝国主义的铁网之工具，现在已组造得很坚固了；使用这工具的技师布尔什维克派已练习得很机巧了；铁网自己腐败了。看！世界革命之前途！”【述之：《十月革命第七周年之苏俄与资本主义世界》，《民国日报·觉悟》第11卷第7期（1924年11月7日），第2-6页】
瞿秋白在八周年纪念时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开始衰落，无产阶级势力增长的趋势。“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是世界社会革命的开始。十月革命的成功到如今已经有八年，这八年之中革命潮流已经鼓动了全世界。”【秋白：《世界社会革命开始后之第八年》，《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第1-2页】彭述之在九周年纪念时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以来的九年里，苏俄的经济政治成就，用一系列经济数据分析，指出苏联的工业发展已经超过农业，国家资本主义较之于私人资本主义更有优势。政治上，一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拥护；二是苏俄政党的巩固与发展；三是苏俄的国际地位的提高。【述之：《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的苏俄之经济政治的进步》，《向导》第178期（1926年11月15日），第7-10页】游步瀛则在纪念感言中，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联各阶级的情况，强调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和教训。认为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运动最大的教训是：“无产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运动，是应双管齐下，而不能须臾分开的，而且证明无产阶级不起来，民族解放运动，是无法成立的。”【游步瀛：《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各阶级，世界，与中国革命运动》，《黄埔潮》第15期（1926年11月7日），第10页】
作为中国人，纪念十月革命革命的意义在哪里？了解十月革命的历史和苏俄建设情况有何用处？赤帜在谈及中国人民庆祝十月革命之真意义时，认为中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和一般被压迫民众“你们为何不效法俄罗斯的工人”，“效法他们十月革命的精神呢？”与强盗作坚决的抗争，“从强盗手里夺回你们应该所得东西，如俄罗斯的工人、农人和被压迫民族一样，这就是你们应该效法十月革命之真意义。”【赤帜：《中国人民庆祝“十月革命”之真意义》，《民国日报·觉悟》第11卷第7期（1924年11月7日），第7-8页】
二、借助十月革命的世界性分析国民革命的国际背景
十月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其世界意义。如陈独秀所言，“俄罗斯十月革命，更有一个重要的主义是：在国内保障全俄人民经济生活脱离外国帝国主义的宰制而独立，在世界给一切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一个有力的暗示。”【独秀：《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向导》第90期（1924年11月7日），第2页】
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一文就提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守常：《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第7页】1922年11月7日发表的《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则认为，十月革命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颠覆了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守常：《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晨报副刊》1922年11月7日，第1版】陈独秀认为十月革命的内容包括阶级运动和民族运动，两者“合起来便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之开端。”【独秀：《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第3-4页】在论述十月革命与东方时，他指出，自十月革命之后，苏俄一直通过“援助全世界的民族解放，推翻全世界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来继续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的工作。【独秀：《十月革命与东方》，《向导》第178期（1926年11月15日），第3页】
瞿秋白在介绍十月革命之后第八年的世界革命的情况时，提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是世界社会革命的开始”。“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了世界的社会革命，正进行着这世界革命呢”。“此后人类历史的进行显然找着了一条道路：世界无产阶级之中已经有一部分能以已经组成国家的权利，来进行解放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革命事业了”。【秋白：《世界社会革命开始后之第八年》，《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第1-2页】张伯简更是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十月革命对于世界革命所负的使命如此重大，它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更加明显。”【伯简：《十月革命──世界革命之第一步》，《民国日报·觉悟》第11卷第7期（1924年11月7日），第6-7页】彭述之在论及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时，认为当前的任务是完成全世界的十月革命，【述之：《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向导》第90期（1924年11月7日），第1页】郑超麟在论证十月革命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关系时，第一个小标题就是“十月革命——世界革命的开始”，对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有重要的意义。【超麟：《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第5-8页】
除此之外，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在黄埔同学会主办的《黄浦潮》“最近宣传大纲”中，“十月革命与世界革命”就作为宣传的重要内容。在谈到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政策时，它提出“俄国之所以要和中国联合，也因为他们要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世界革命”。同一期刊载的游步瀛关于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阶级情况、世界形势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文章，详细地论述了十月革命后世界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的进攻始终败退、苏联经济政治的稳定发展、第三国际的成立、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世界形成了两个对垒。
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国民革命则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所营造的国际形势中形成的。很多进步的知识分子相信，当时的任务是要完成全世界的“十月革命”，要继续十月革命的伟大使命：“解放全世界之被压迫的工人们、农人们和被压迫的民族。”【述之：《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向导》第90期（1924年11月7日），第1页】因此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意义重大，不仅劳苦民众应该纪念，所有的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地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迅速组成“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人民的政府”来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守常：《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晨报副刊》1922年11月7日，第1版】《黄埔潮》的宣传大纲也说：“十月革命的成功，惊醒了全世界呻吟憔悴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铁蹄下面的十二万万五千万的弱小民族，无产阶级及贫苦民众”，同时东亚次殖民地的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渐渐走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最近宣传大纲》，《黄埔潮》第15期（1926年11月7日），第1-4页】
三、利用十月革命阐明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任务
十月革命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而且是农民和弱小民族的革命。十月革命解放了国内的弱小民族，同时给“一切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一个有力的暗示”。中国作为被压迫的民族，其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当然也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实现民族解放。
李大钊认为受世界资本主义压迫的有两类：从阶级角度来看受压迫的是无产阶级，从国际上看受压迫的则是弱小民族。中国作为弱小民族，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对中国被压迫的劳苦民众来讲“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因而对中国民众来说，组成“民主的联合阵线”，建立“人民的政府”以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十分迫切。【守常：《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晨报副刊》1922年11月7日，第1版】陈独秀抨击了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的虚伪，认为相对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十月革命才是真正的以无产阶级的国内革命打倒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政府，从而实现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或自治。【独秀：《十月革命与东方》，《向导》第178期（1926年11月15日），第3页】
瞿秋白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的文章，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共产党1924年对于民族问题的议决案的民族办法。认为苏维埃制度的胜利“是各民族自由合作而成联合国家的基础。”“俄国革命的成功，又建立世界工人和弱小民族革命的中心”，“因而自苏俄诞生后，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命运为之一变，土耳其民族之独立更足以证明。”“换句来说，弱小民族只有与苏俄联合才能得到永久的解放”。【瞿秋白：《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向导》第90期（1924年11月7日），第11页】而在介绍世界社会革命开始后第八年的文章里，他又指出“此后人类历史的进程显然找着了一条道路：世界无产阶级之中已经有一部分能以已经组成国家的权利，来进行解放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革命事业了。”“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的革命联盟已经不仅是理论而成了事实了”，现在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应当密切的联合起来，“组织集中自己的势力，彻底推翻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权，然后大家同心协力地改造世界的经济制度，有规划地进行合理的生产和分配，然后才能达到解放全人类的目的。”【秋白：《世界社会革命开始后之第八年》，《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第1-2页】
张国焘在十月革命六周年纪念时明确指出，我们的庆祝和赞美，固然是为俄国革命的伟大事迹，却也是为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前途。【张国焘：《俄国革命六周年纪念与中俄关系》，《晨报副刊》1923年11月8日，第1版】彭述之认为苏联虽然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压迫，“全世界——俄罗斯以外——的工人，农民和被压迫的民族，还是依然被压迫在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之铁锁下”【述之：《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向导》第90期（1924年11月7日），第1页】，十月革命不过是开端。而在论及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的苏俄之经济政治的进步时，他又指出苏维埃国家是“是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农民和弱小民族攻打全世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唯一炮台，是解放全世界工人农民和弱小民族的唯一武器。”【述之：《十月革命第九周年的苏俄之经济政治的进步》，《向导》第178期（1926年11月15日），第7-10页】
郑超麟详细介绍了列宁的民族解放论，认为“列宁的理论在一切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辩论中开一新纪元。”同时认为十月革命所能给予殖民地弱小民族的首先是旧俄辖下的殖民地弱小民族得着解放，其次是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得着精神的物质的帮助而发展。【超麟：《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第5-8页】武止戈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已度过了危险时期，可以全力去做内部大规模的建设，同时也可以帮助如兄弟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各民族反抗资产阶级最后的挣扎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武止戈：《俄罗斯革命六周年纪念》，《晨报副刊》1923年11月8日，第1版】
近代中国作为弱小民族之一，在近代饱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十月革命不仅给了中国国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希望，也展示了实现民族解放之途径。一方面“弱小民族只有与苏俄联合才能得到永久的解放”；另一方面，民族解放必须与阶级解放联系起来，即对内联合工农及广大人民群众，组成联合战线。这正是当时国民革命所倡导的。
四、分析十月革命后的援助政策阐述联合苏俄的革命策略
1925年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称其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根据四十年的经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所谓“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国民革命的“联俄”问题。孙中山一直致力于“联俄”政策，中国共产党则借助纪念十月革命，驳斥“赤色帝国主义”的荒谬，论证联合苏俄之必要。
借助十月革命反驳“赤色帝国主义”一说。十月革命之后，世人对于苏俄的看法一直争论不断，很多国家的知识分子把其当作是“洪水猛兽”，中国也不例外。一些知识分子称其为所谓的“赤色帝国主义”。陈独秀从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真实情况，即农民、工人和科学家因革命而得救来反驳这一说法。【独秀：《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向导》第90期（1924年11月7日），第2页】在谈到十月革命与东方时，陈独秀认为“反对苏俄的人，硬说苏俄援助中国革命是有他的野心，而非善意的援助。说这样话的人，他完全不懂十月革命之世界的意义。”从实施情况“便可以充分证明苏俄是站在十月革命之世界意义上援助中国，而非由于侵略野心。”并指出：“所谓赤色帝国主义这一名词，乃帝国主义者捏造出来离间被压迫民族和苏俄的结合。”【独秀：《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第3-4页】郑超麟也认为“赤色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势力和强盗的诡计，“这种诡计可以离间苏联和殖民地弱小民族的联合，削弱民族运动的势力，以便尽量压迫和剥削。”【超麟：《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第5-8页】并且从苏联并未对殖民地弱小民族使用侵略的政策等方面论证“赤色帝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
借助十月革命论证“联俄”之必要。李大钊在1922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就说“我们在这严肃的、伟大的、壮烈的、仁慈的纪念日，要提议一件我们全国人民应该注意的事，就是对俄外交问题。”【守常：《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晨报副刊》1922年11月7日，第1版】陈独秀在1925年纪念十月革命时专门撰文论述了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认为“有一班人很明白中国有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并且明白非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族无法解放；可是他们以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只能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不必联络苏俄。”他依次驳斥了这班人所认为的联络苏俄的三个危险。“我们若明白上述三个联俄的危险都非事实，同时便自然明白全世界被压迫者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必要；并且同时便自然明白所谓‘反苏俄’是破坏国外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所谓‘反共产’是破坏国内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口号。因为国外反帝国主义最烈的便是苏俄，国内反帝国主义最烈的便是共产党。”【独秀：《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第3-4页】
张国焘呼吁：“凡是诚实的，爱国分子，都应该是苏俄的好友，在俄国革命六周年的今天，都应该表示极热忱的庆祝和赞美，我们的庆祝和赞美，固然是为俄国革命的伟大事迹，却也是为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前途。”“在民族中间，发展一种对苏俄的更普遍而且深厚的好感，使这种好感变成中俄亲交的要求，更近于促成具体的结果，这是个个爱国分子的责任。”全国爱国分子“并且要努力排除种种障碍，以独立外交之精神，达到与苏俄同盟以抵抗列强侵略之目的。”【张国焘：《俄国革命六周年纪念与中俄关系》，《晨报副刊》1923年11月8日，第1版】瞿秋白也认为：“弱小民族只有与苏俄联合才能得到永久的解放”。要完成中国与俄国的联盟，仅寄希望于统治阶级是决不可能，必须动用民众团结的力量“纠正当权者媚强的外交”，同时促使国人与苏俄发生“密切的协助和亲善的关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独立。【瞿秋白：《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向导》第90期（1924年11月7日），第11页】
在谈到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时，游步瀛认为中国也已经转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范围，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次殖民地”，所需要的革命是民族革命（国民革命）。要实现革命成功“内则必须联合全国各阶级，外则必须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及阶级”，特别是要联合苏联这一“十月革命的产儿”。【游步瀛：《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各阶级,世界,与中国革命运动》，《黄埔潮》第15期（1926年11月7日），第10页】1926年《黄浦潮》的“最近宣传大纲”专列“十月革命与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两个专栏，强调“十月革命的成功使苏联得以积极地帮助中国及各弱小民族”，认为不仅中国有联俄之必要，而且苏俄也有联合中国的动机，“俄国之所以要和中国联合，也因为他们要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世界革命……必须联合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然后世界革命才能成功。”【《最近宣传大纲》，《黄埔潮》第15期（1926年11月7日），第1-4页】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借助对十月革命的纪念，运用列宁主义的革命观，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国民革命”的内涵，建构出一套革命话语体系：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继续，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月革命不仅使得国内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而且要帮助全世界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中国国民革命是弱小民族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弱小民族的革命——如中国国民革命——只有与苏俄联合才能成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国民革命”的话语体系中增加了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解释，深深影响了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理解和阐释。
中国共产党能在“国民革命”的话语建构中产生重大影响，与其强大的宣传动员能力和国民党意识形态宣传的无力分不开。1920年代，较之于共产党的广泛宣传，国民党缺乏像《向导》一样强有力的理论“喉舌”。国民党人甚至承认：“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刊所发的言论，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无不视为金科玉律，奉行惟谨，而真正宣传中国国民党主义之刊物，转寂然而无闻。”西山会议派也承认：“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当时中共几位领袖人物，都亲自参与意识形态的宣传，《向导》几乎每期都有总书记陈独秀的文章。而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几乎无人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能够与中共的陈独秀等人相抗衡。【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第88-89页】正是因为国共两党在鼓动宣传上巨大反差和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革命”话语的建构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利用十月革命的纪念对“国民革命”话语的建构是成功的。汪精卫在黄埔军校第二期的毕业同学会演讲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特色：一是各阶级民众共同担负国民革命的责任，享受国民革命所得的利益；二是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国民革命不仅是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同时是求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平等”。详细解释了总理遗嘱中的“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含义。认为要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而“民众的最大部分，是农民工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则有两层含义：一是“和我们一样处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二是“从前也和我们一样受帝国主义之压迫，而现在已能以国民的势力打倒帝国主义的，例如苏俄。”【汪精卫：《“国民革命”之意义》，《国民革命》第1卷（1926年1月1日），第12-14页】缪斌《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对外打倒资本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及一切反革命派。打倒资本主义“又要靠全世界殖民地和被压迫的民族反帝国主义的人，共同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不可。而这个打倒帝国主义的性质是不仅中国的，是全世界的。”认为孙文主义不仅“可用来指导国民革命，解决中国的问题；并且还可以助着世界革命，拿来解决世界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性质“含有世界革命的缩影”，因为以孙文主义为基础的中国国民革命“有促进世界文化，而达大同之治的可能。”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方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一方又要解决世界的问题，均有联合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进而为国际的民族革命，更进而完成世界革命”。【缪斌：《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第1卷（1926年1月1日），第15-19页】
到国民党“二大”时，其《宣言》更是明确地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努力的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同时认为中国的出路一是对外联合世界革命的先进国家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二是对内打倒如军阀、官僚、买办、土豪等一切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政治周刊》第6、7期（1926年4月10日），第1页】从当时“国民革命”话语的演变可以看出，“国民革命”话语在“十月革命”的纪念和诠释中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含义超出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范围，更具有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色彩。
